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方面，网络技术对家庭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个体家庭将何去何从等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关切。
第一，总体关系的异域共情与在场疏离。互联网对家庭关系伦理的重构可从共享与分隔两方面考察。场景的共享打破了既有的社会角色模式，也形成了新的分割。一方面，互联网的“联”带来异域共情，增强家庭成员的亲合性，成为亲密关系的“黏合剂”。在人口大流动时代，家人分隔数地、点状家庭变为网状家庭，互联网给人们提供了即时和共域的选择。文字、语音与视频分享可满足人们寻求家人及时性支持的诉求，虚拟网络创造出“在场”效果，带来群体共享场景的融合。另一方面，互联网的“脱”形成在场疏离，减少亲人面对面的交流，且可能因信息沟通障碍而引发家庭矛盾，影响家庭关系的质量、削弱家庭的凝聚力。大众传播媒介正引起一场静悄悄的“家庭革命”，成为家庭关系的“隐形杀手”。网络依赖占用家人的共享时光，“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你却在玩手机”之类的调侃，镜射的正是家人虽然物理上共处一室但社会与心理空间却不共享的普遍现实。这种割裂弱化了家人之间的亲密感，以及在“家里”与在“其他地方”之间的区别。
第二，代际关系中的父辈削权与子代增权。互联网的组织与行为特征（尤其是后者）重塑着代际权力。子代生于互联网时代，是互联网的“原住民”；长辈被裹挟于互联网浪潮中，多是互联网的“移民”甚至“难民”，由此解构既有的代际关系、引领新型的代际关系，代际权力重心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流变。
代际隔阂与冲突是与年龄俱来的固有特征。在老龄化与数字化并行时代，网络使用成为一项基本生存技能，被裹挟于数字时代的老年人面临数字理念沟、介入沟与信息沟，成为新技术的被动接受者、陪伴者和落伍者。同时，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为子代挑战亲代权威提供了可能，直接对父辈的经验知识进行“袪魅”，弱化了传统的别上下、区尊卑的教化模式。顺向教化的“知识前喻”或“前喻文化”丧失优势，父辈若想跟紧时代步伐，就不得不以“乖小孩”形象接受子代的技术反哺，由此解构父权认同，构成削夺父辈权力的要因。相反，子代占据信息高地，成为数字权威的掌控者，引领网络社会的发展走向，并通过对新知识尤其是数字知识的创新、生产与熟用，以及其他多种手段进行自我赋能与“增权”。父辈必须依赖子代的数字反哺，方能更好地适应网络生活，而“技术后喻”已然成为当下文化传递的新模式，颠覆了几千年的前喻文化。此情此景下，养的目的、孝的意义、尊的逻辑和敬的基础都在变化与动摇。再加上其他制度和结构要素的共同作用，代际权力关系一消一长。
第三，横向关系中的夫妻分权与平等。工业革命的铺陈，打破了传统的“男主外”社会分工模式，女性走出家庭、投身社会生产，经济上日渐独立，女性由此突破了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追求职场发展，实现社会价值。互联网技术的普及，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强度，拓宽了劳动领域，众多行业和职业都呈现出“去生理性别化”特征，为女性全面参与社会劳动提供了便利和机会，也改变着公共领域的性别权力结构，重塑着私人领域的夫妻关系。
然而，当前女性面临的问题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复杂，技术进步不等于性别关系的更加平等。性别与技术的互构，使得母亲不仅延续着传统的育儿性别分工机制，还主要承担着育儿数字化教育。
互联网时代的夫妻关系还面临其他方面的挑战。移动电子设备已成为个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虚拟空间的互动也成为现实交往的替代。网络沉迷意味着夫妻的沟通时间缩短，既可能是一方冷落对方，也可能是彼此忽视，由此导致婚姻关系的压抑与焦虑，影响婚姻质量。当然，虚拟交往行为本质上是现实关系的投射，若现实世界中的夫妻关系亲密，则虚拟空间会给夫妻提供另一个平台来延续夫妻之情；若现实世界中的夫妻关系冷漠，则技术也难使夫妻关系在虚拟空间中得到改善。婚姻关系的稳定性依然主要取决于夫妻沟通的质量和婚姻质量本身。
虽然家庭的确在量变之中呈现出质变的趋势，如代际关系与夫妻关系由父系集权向分权平权的流动等，都具有不可逆性。但是，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的存在，更是家人身之所系、心之所依、情之所归之处；有些事情须由家庭成员亲力亲为，有些功能须由家庭通力承担（如生育、养育）——这是由家庭的本质属性决定的。而这样的属性，决定了互联网时代的家庭将会在转变之中存续与发展，而非瓦解与消亡。
杨菊华（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