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包括贵阳、河南、安徽池州等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新生儿筛查或户政出生登记等数据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不少地方的下降幅度超过一成。
今年以来，一些地区出生人口数量仍在延续下滑态势。
目前，包括贵阳、河南、安徽池州等地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新生儿筛查或户政出生登记等数据都出现了同比下降的情况，一些地方的下降幅度超过一成。
贵阳市卫生健康局网站数据显示，贵阳市2021年1-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36425人，2020年1-10月全市常住人口出生43783人，两相比较，今年前三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6.8%。值得注意的是，该网站写的是2021年10月数据，但实际上是1-10月累计数据。
在安徽池州，2021年1-10月户政出生登记8371人；2020年1-10月户政出生登记10598人。两相比较，今年前10月下降了21%。
根据此前9月公布的“关于《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说明”，安徽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在山东省胶州市，2021年1-9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4644份；2020年1-9月，出生医学证明签发5263份。两项比较，今年比去年下降了11.8%。
河南是户籍人口第一大省。根据河南省发布的数据，截至9月22日，全省完成新生儿“两病”筛查58.83万例、听力筛查58.92万例，筛查率分别为98.69%、98.85%。据此推算，2021年三季度河南新生儿约59.61万。而河南2020年三季度新生儿为73.43万。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河南2020年统计的数据是截至当年9月底，而2021年统计的是截至今年9月22日，从时间上两者差了8天。
人口专家、广东省人口发展研究院院长董玉整教授对第一财经分析，出生人口持续下降，有多个方面因素，首先就是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尤其是有资格当妈妈的人在逐渐减少。这是出生人口逐渐减少的源头和基础。
他表示，从上世纪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的历年出生人口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2508万人）之后，连续多年下行：1991年跌破2300万人；1994年跌破2100万人；1998年更是跌破2000万人大关，直至2020年跌到1200万人。可以预见，随着“95后”乃至“00后”陆续进入婚育阶段，未来出生人口仍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
其次是生育年龄推迟。董玉整说，现在很多人初婚初育年龄达到27岁以上，比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周岁，女性20周岁）大幅提高。许多人的实际生育年龄超过30岁以上，早已经成为了大龄孕产妇，甚至成为了孕产活动中的高危人群。同时，近年来，不孕不育人群增多。
再次，当前婚育成本显著上升，在现实的意义上挤压人们的生育意愿，让人们不敢多生。例如，青岛市统计局公布的青岛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查报告显示，该市农村青年生育二孩、三孩意愿不强。宁波市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报告也显示，多数农村青年对生育二孩或三孩的意愿普遍不高，尤其是女性青年。
董玉整说，新冠疫情也对生育有所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已经明显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虽然疫情让人们有更多时间待在家里，夫妻之间有更多的时间相处，但疫情影响了现实的生活和生育水平，削弱了人们生育孩子的热情和动力。
针对生育压力大、生育意愿走低、出生率下降的趋势，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措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指出，要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8月2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综合采取规划、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措施，推动建立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提高婴幼儿家庭获得服务的可及性和公平性。国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机构，支持幼儿园和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区提供托育服务。
在地方，近期以来，多省份密集修改当地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各地普遍延长了产假、增设育儿假。黑龙江、吉林、安徽提出了建立实施生育、育儿补贴制度。
7月28日，四川省攀枝花市公布《关于促进人力资源聚集的十六条政策措施》，对按政策生育二、三孩的攀枝花户籍家庭，每月每孩发放500元育儿补贴金，直至孩子3岁。这是全国首个发放育儿补贴金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