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8年的人口数字，其中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大幅减少200万人。原国家卫计委官员曾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推算，2018年的预测出生人口数最少也有2082.4万人，若不实施全面两孩则只有1724.8万人。但现在这个1523万，比预测的不放开情况下的数值还低，相当值得担忧。
对我国生育率走低原因的分析，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相当一致的指向：养育成本太高。与此同时，社会上也有比较一致的共识，生育率低不利于国民经济甚至民族的长远发展。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既然全民共识与公共利益的指向都如此一致，那么，由国家来承担起主要的养育成本，就是一个应然的方向。循着这一思考方向，改革的清单一目了然，需要的主要是决心和意愿。
这里先要界定清楚生育中的基本需要。国家的职责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为家庭提供养育支援上，应承担的仅限于基本开支，例如产假、公办幼儿日托、义务教育到公办大学的成本，至于读高端民办学校、参加高价游学团和出国留学等非基本需要类的支出，都不应列在考虑范围内。
在这条可以列出的长长的清单中，有两项内容最为迫切。第一项是由国家主力承担生育成本。众所周知，年轻女性相对难找工作，越是未婚未育越难找，原因是企业大多不愿招一个女职工进来，出工资给她放产假去生孩子。相关部门的应对措施往往是惩罚歧视女性的单位，以及严格地执行产假制度。然而，这都没有触及生育成本这个核心问题：企业并非性别歧视女工，仅仅是想最少化成本。在企业找方法规避这个成本之后，这个成本变成了由女性及其家庭承担，结果就是女性在求职与生育之中必须二选一，相当一部分女性为了求职或为了保住饭碗，就要用尽办法证明自己不打算生育小孩，延后生育甚至不生，压低了生育率。要破解这个问题，关键是让生育成本与企业经营成本脱钩，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明确生育成本由国家出，所有产假成本均由国家支付，最好还奖励保障职工生育权的良心企业。目标是让女性不必为生育付出太多职业发展代价，从而回复其生育意愿。
第二项紧迫的内容，是国家财政应主力承担托儿服务。1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开展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工作的通知》，推动地方办更多的公办幼儿园和普惠幼儿园。这个政策当然是好事，就像当初放开二胎和延长产假等政策一样，都相当符合民众的期望，但需要更加明确的一点是，在各大中城市幼儿园学位紧张的背景下，如果大量营利性的民办幼儿园改为公办园或普惠园，收费降低后，服务提供者的营运诱因何处而来？这里只能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地方政府提供财政补贴，补价差；二是幼儿园成为一种慈善服务，寄望营运者和工作人员以献身精神来参与。常识告诉我们，前者会有巨大的地区间差异，后者将难以获得稳定优质的服务提供，均非上策。事实上，这件事要做成，最好的做法是把义务教育向前延伸三年，所有小孩满了三岁后均可以免费进公办或普惠幼儿园，费用由财政全额支持。
大多数家长，在初婚初育阶段都是自己的事业拼搏期，二十几三十岁的人对成本会比较敏感，在小孩进入义务教育尤其是读上中学后则是职业生涯的平稳期，在财务上通常会略有可张罗的空间。因此，要高效地增强生育意愿，第一步工作应在家长的拼搏期提供足量且适当的支援，避免生育变成一种就业障碍，确保为幼儿阶段的小孩有保障地提供照护服务。无法回避的是，这一步工作要做好，最可依靠的力量只有国家。
中山大学副教授 陈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