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小孩子并不是弱小的，也不是一张任由父母涂抹描绘的白纸，而是来到这个世界上时就就具备很多能力，随后他们带着自己的能力和偏好，逐渐成为人类中独一无二的个体。
小孩子不仅在身高和体重等外貌上跟成人有很多显著的区别，在很多内隐的认知和社会性发展上也完全不同于成人。因此，他们不是真正的“小大人”，而是带有独特的年龄特点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并未成熟的个体。在这些不易觉察出来的内容中，就有一部分内容是道德发展。
美国心理学家柯尔伯格（1968年起任哈佛大学教授，从事认知道德发展研究），提出了儿童道德发展阶段模式，柯尔伯格在研究中采用道德两难故事，与儿童进行道德谈话。两难故事创设了一种道德两难情境，要求儿童做出选择。柯尔伯格想要考察的是人的行动是应该遵从规则和权威，还是应该遵从与此相冲突的他人的需要与利益？
经典的两难故事为：一个名叫海因茨的人，需要一种昂贵的特效药来挽救生命垂危的妻子。他向发明并控制这种药的药剂师提出先付一半的钱，另一半以后再付，却遭到药剂师的拒绝。海因茨为挽救妻子，若偷取药品就违背了社会“不许偷盗”的规则；若遵守社会规则，就使妻子等死。
柯尔伯格依据儿童对遵从规则还是服从需要的行为选择，将儿童的道德发展划分为三种水平：水平一，称为“前习俗水平”，行为受逃避惩罚和获得奖赏的需要驱使，儿童主要着眼于自身的具体结果，还没有发生社会规范的内化；水平二，称为“习俗水平”，儿童认同于父母，并遵从父母的道德判断标准，儿童主要满足社会期望，这时社会规范已开始内化；水平三，称为“后习俗水平”，儿童主要履行自己选择的道德准则，此时社会规范已完成内化。
从道德发展的阶段来看，虽然学龄前儿童尚处于前道德阶段（0-3岁）和前习俗道德水平（3-6岁），主要根据结果判断行为，比如在上述经典两难任务中，大多数孩子会认为两难故事中，只要是偷药就是不对的行为，他们往往不会考虑偷药的背后的动机。而成人进行判断时考虑的内容便会较为复杂，较为普遍的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成人解释说尽管偷药不对，但涉及亲人的生命，甘愿违反规则，先救人再自首接受惩罚；另一种是成人坚持不能偷药，无论如何不能违反法律和社会规则，还会认为一定会有其他办法借到钱或是救治亲人。似乎，情与法在小孩子这里更容易区分，在成人这里更容易混淆。
但是，随着孩子自身社会认知能力的发展，他们会越来越多考虑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和意图，特别是四岁以后，个体的心理理解能力不断精进复杂，学龄后逐步发展解释性心理理解，他们不仅仅依赖于结果判断行为，而是考虑更多的因素，依据多种可能最终做出自己的道德判断。比如小学生上自习课时不能随便说话，但是有的同学为了维持愈加混乱的纪律，用言语提醒没有遵守自习课规则的同学，此时这些同学虽然也破坏了不能说话的规则，但是一定会有部分其他同学认为，这种“破坏”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两类同学说话的缘由和目的并不相同。一类是为了维护，一类是为了破坏。
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虽然没有小学生考虑得那么复杂，但他们在中大班（四五岁）以后，更能结合具体情境考虑问题，滋生情绪心理，产生共情，这些心理能力使得孩子们并不会被动地接受信息，也不会刻板地加工信息，而是需要在与成人和同伴的互动中，摸索出更适宜的社会性选择。由此看来，幼儿园阶段往往是孩子们道德价值观潜伏的阶段，尽管没有十分明确一致的倾向表现，也往往不同于成人，但这些观点导向的种子正在不断植根于孩子们的心中。因此，坚持对小孩子正确道德观的输入和引导是十分必要和有价值的事情。
柯尔伯格的道理研究，不仅让我们了解了小孩子的道德特点，还揭示了社会规范内化为儿童自身道德标准的过程中的规律：在内化的初始阶段，行为结果的反馈起着关键性作用；而在内化中期，社会期望起着决定性影响。因此，我们在进行道德品格的教育培养中，必须注重对儿童的道德行为做出及时反应，强化成人对儿童的道德期望。告诉孩子，父母期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孩子，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比如当看到有些人在公共场所里玩游戏时，音乐声音很大，经过旁人提醒做了静音处理，如果小孩子有过这样的经历，便更容易习得为何在公共场所里要保持安静，不打扰别人。被打扰过的孩子，更能体会顾虑他人的意义，就如同感冒过的孩子，更能体会感冒父母的身体不舒适感。
因此，除了这些重要的原则和期望，父母最重要的就是要常常陪在孩子身边，跟孩子进行互动，因为在生活的日常里，隐藏着很多随机教育的机会，很多机会是转瞬即逝，无法重获。